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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:诚信,是你唯一需要保全的财产

2017-03-27来源:本站点击:

       我长期从事企业研究、商业研究,我从商业的角度来谈谈诚信的看法。

 

在商业世界里面,所有的有形的商品,或者是任何的行为都跟两个东西有关,第一叫做交易,第二是成本,在商业世界里面任何的交易都需要有成本。接下来会出现一个问题,诚信在整个交易和成本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这是我们在商业活动中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。

 

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多年以前,20多年前曾经让我困扰过的事情,90年代初的时候,有一次在浙江温州的村庄采访、调研。温州在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是现象级的,很穷,有一个反差的特征,在诚信问题上,第一个是这个村里的人都非常的讲诚信,诚信到什么地步?90年、91年村里的张二向张三借两万元,不需要打借条,他一定会还你,十几年里温州人借钱不需要见证、抵押,一定会还,在很长时间里,在当年的温州,在泉州,还有潮汕地区人们都非常讲诚信。为什么去到那个村庄?因为那是最大二手机床的交易市场,90年代,国有企业的厂长、副厂长把机床卖了拉到这个村庄里,隔了三个月、半年,钱还没有打给我,就派一个销售科的科长跑到这个村庄来,说机床给你了,8万元,这个村里的人说买机床的张二死了。死了?给你看一张县里的报纸,就有张二死了。到村庄请你吃好的,最后给你2千元请你回去,成为了全中国最大的一个二手机床的销散地。全中国搞假冒伪劣,大规模的假冒伪劣,都是温州人搞的,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自豪,无所谓。我到一个村庄,中国最大的做皮带的,当年很有名的金利来,用硬纸板材料做假的,正常的皮带大概100元,他卖多少?10元。

 

看到这些行为,温州人是讲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的?敢欺骗天下人,却不敢欺骗同村人,他是好人还是坏人?我想了很多年,这跟好人、坏人没有关系,这跟成本有关系,跟交易过程当中的成本有关系。张二向张三借钱为什么不敢不还?如果不还的话意味着今生今世借不到一分钱了,更可怕的是兄弟姐妹都借不到钱了,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子也借不到钱了,在90年代初这个地方的民间交易、资金交易不需要用法律的签约来组织的话,那这个地方的宗族社会很强。温州这个地方,宗族社会色彩非常的强烈,地方方言很难懂,他们用语言,用非常难懂的语言建立了宗族群体,信用交易成本是零。温州人炒房很厉害,因为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,中国长期以来资金被国家控制,国有企业不给私营企业贷款,私营企业只有从民间借,所以民间信贷最为繁荣的地方你不敢违约,不是人好人坏,因为违约成本太高了。

 

为什么敢欺骗全天下人呢?他欺骗一个东北的第二机床厂的厂长,是没有成本的,就不打算再给你见面了,然后法律的成本是零,所以那个村庄是登讣告频率最高的。你想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时代,人都是趋利的,这是当代中国对诚信的观点,在商业社会当中你的交易成本,和你的信用成本是有巨大的关联度。

 

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,带信用卡,吃完饭之后要付钱,拿菜单签字就可以了,不需要按密码的吗?美国不需要按密码,我就问美国的朋友,签了字,美国人讲如果你吴晓波敢在一个饭店里面吃10美金的餐,签了别的名字,你个人的征信系统里面就有污点,你贷款就很困难,银行信用记录就差,你买房、买车、就业都很麻烦,整个信用记录都很麻烦。到今天为止中国这么多人,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信用记录。不是美国人他的道德水平比我们高,而是他的违反信用的成本比我们高很多。这是我在商业层面上对信用的理解。

 

在企业家层面,现在仍然面临这个问题,如果今天我们回到温州的嚣张的全国最大的二手机床市场来看,那个地方一定没有成为非常发达的商业城市,所有赚的钱都为炒股团,炒房团所用。

 

我20多年来一直做的工作就是看企业,2005年的时候我写了第二本书,到天津采访一个企业家,这个企业家是2004年中国企业界里面最大的失败者,那个人倒得最惨烈,中国排在第一位的房地产销售老板,2004年营业额超过100亿人民币,他在某一个时间点超过万科,叫做孙宏斌,这个人是清华大学土木系研究生毕业,开始到联想工作,然后跟柳传志闹翻了。后来搞房地产,中国有一个招投标挂制度,这种土地招拍挂以后,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,他跑到石家庄去,跑到苏州,跑到南京、郑州等很多地方,把土地拿下来,然后6个月建下房子,然后卖出去,把资金杠杆拉得很高,三年之内成为最大的房地产公司。04年国家整顿房地产过热现象,一限贷,整个资金链断裂了,他就把公司卖给香港公司,成为04年最大的失败者。

 

我去采访他,找到了天津市的副市长,房管所的人,采访了天津日报的主任,采访了副总,最终我说要采访孙宏斌,孙宏斌同意了。我记得当年办公是在天津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楼里面,出来的是他的大学同学,他说不想见你,你问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。我说这个人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当中被击倒了,但是没有出局,为什么我写了这样的话?我在天津做所有的调研,我发现一个事实,虽然他这个企业不见了,卖给香港人了,但是我采访天津市官员的时候,官员说这样人不错;我采访银行的时候,他说不错;我采访媒体的时候,他说不错;我采访部下的时候,说离开的时候给了很高的薪酬。他是这一轮的失败者,但是他在天津地区,从政府到媒体,到他的部下,他的信用仍然是保全在那里,当他失去所有的时候,他唯一留下的是信用。我把他写在《大败局》里面,但是我认为他会回来。我写了19个企业,今天只有两个人回来,他们是史玉柱和孙宏斌,孙宏斌重新组建了一家公司,09年就一个很大的房地产浪潮,他抓住了一个机会,创建了融创,收购了绿地。

 

另外史玉柱,98年倒下来的,倒下来的时候有一堆人在他门口要钱,他后来做保健品,起来的第一件事在全国的媒体上登广告,说我当年在珠海欠下钱的人,我现在有钱了,我把钱还给你们,他们倒下来了,可以回来,因为他们的信用还在。

 

还有一个施正龙,他是研究太阳能的面板,2010年回到无锡,带了很多的技术回来,无锡给他土地,给他钱,所有的给他配套,他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崛起,他曾经当过中国的首富。施正龙成为无锡招商引资的骄傲,他变成无锡的名片,几年时间里从科学家变成中国首富。到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,太阳能面板这个行业出现了崩溃式的下滑,这个时候无锡市跟施正龙商量,要救这个企业,结果后来两三年之内施正龙另外做了个公司,把优良资产剥离掉,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,我不管了。现在无锡不愿意谈施正龙,他现在的资产11亿美金,这个人很年轻,50来岁,他在国土上,在华人世界里做不了一笔生意了,为什么?他的信用破产了。

 

在商业世界里面,信用不是一个很虚妄的概念,它很直接,跟交易有关,然后跟成本有关。我们说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我们要重新建立信用体系,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思想的方式来不断的启发大家,让大家变成善人,变成有良好的信用意识的人,但是我最关键的一点,我们怎么能够提高一个人违法的成本?怎么提高一个人违背信用的成本,让愿意保持信用的人在商业社会当中得到他应有的回报?我觉得这个更重要。

 

在商业的世界里我们对信用的理解,你是需要建设一个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法治社会,当这样的社会成立的时候,中国的信用观念才会真正的恢复过来,我的演讲完了,谢谢大家!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吴晓波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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